《囚绿记》讲述了作者与常春藤绿枝条的一段“交往”经历，描述了绿枝条的生命状态和“性格特点”，也写出了作者的生存状况和真挚心愿。人教版教学用书将其主题概括为“含蓄地揭示了华北地区人民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苦难民运，象征着作者和广大人民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但这一主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这一解读当源于著名散文家林非的《陆蠡散文》(《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文中评论《囚绿记》“满怀深情地思念北平的一棵常春藤，祝愿和歌唱它永不屈服于黑暗”，“从一棵树引出了对山河沦亡的感叹，又很含蓄的赞美了忠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此后，刘一新先生在他的《散文写作艺术指要》(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中也有类似观点并作出了详细的分析。的确，面对“我”的“囚禁”，作者描述常春藤“它的尖端总朝着窗外的方向”，“永远向着阳光生长”；而“卢沟桥事件发生了”，似乎点明了写作背景；离开北平前，作者开释了“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那么常春藤“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的象征意义也就“水到渠成”了。再加上作者“是个富有强烈爱憎的斗士”，被日本侵略者逮捕之后，受尽酷刑，英勇不屈，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一主题似乎也为作者的生平所印证。

然而，品读文章，我们会发现，文章思路非常清晰，在北平邂逅绿、欣赏绿、囚禁绿、释放绿、怀念绿。深入文本，就能看到，内容重心显然并非着眼于“绿”本身，而是落在了“我”对“绿”的态度和行为上：

文章一开始，作者写道，在北平，一家公寓里，“还有几间空房子”，而“我”选定这间简陋寒碜的“小屋子”的原因，是遇到了常春藤，“我瞥见这绿影，感觉到一种喜悦，便毫不犹豫地决定下来”，对“绿”的爱开始凸显。

接下来，作者用了整整三段文字描写自己对常春藤的欣赏，“怀念”“快活”“留恋”“欢喜”“急不暇择”“视同至宝”“面壁成欢”，在这里，爱“绿”的感情是如此之浓烈，“观”的对象和“观”的行为，都成了爱“绿”的依托。

然而，对绿的“爱”，使“我”产生了“一种自私的念头”，“把两枝浆液丰富的柔条牵进我的屋子里来，叫它伸长到我的书案上”，“我囚住这绿色如同幽囚一只小鸟，要它为我作无声的歌唱”。由此，这种“自私”，让爱“绿”之心开始变形、变味、变质。常春藤继续朝着窗外的方向生长，“我”却认为它不了解我对它的“爱”抚、“我对它的善意”，甚至“损害了我的自尊心”。扭曲的“爱”也给其对象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这两只藤条慢慢失去了活力，“枝条变成细瘦，变成娇弱，好像病了的孩子”。

文尾，正是这种自私的爱，让“我”虽然可怜常春藤，却依旧不释放它。“我计算着我的归期，计算这‘绿囚’出牢的日子”，为什么会释放绿呢？是因为“卢沟桥事件发生了”。如果不是突发事件，“我”会不会提前开释它，常春藤会不会枯死，都未可知。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囚”的对象“绿”是次要的，它只是情感、态度的依托。以作者对常春藤的枝条的简单描写为依据，机械套用知人论世的解读方法，提炼出“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这一主题，是否过于简单草率了？

那么，本文的主题是不是更应该从“我”的态度和行为来入手呢？

很显然，文中“我”的情感，也就是对绿的“爱”决定了文章的走向。因为深爱这“绿”，所以在邂逅“绿”时果断地“选定了这朝东房间”。这种爱是“我”强加的，“绿”的“永远向着阳光生长”，使我有了不快，于是爱在慢慢变质——“我”囚禁了“绿”。自私的、强加于对方的爱也带来了可怕的后果，然而，“虽则我恼怒它的固执，无亲热，我仍旧不放走它”。

据此，笔者认为作者是要用这件小事来形象地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强加于对方的爱有时会伤害到爱的对象，爱更需要理智与尊重。

爱一件东西，便想将之据为己有，置于自己的完全控制之下，这是人类的共性。异性之间，因为自私的爱，产生了多少悲剧？父母爱子女，老师爱学生，却又总在有意无意中左右着他们，束缚其个性发展……“强加于对方爱可能带来伤害”这一主题无疑更能引起学生共鸣。在教学实践中，从阅读体验来看，大多数学生都认为《囚绿记》表达的是“爱的伤害”。没有了对作者生平的介绍，没有了写作的时代背景分析，学生对“民族气节说”也表现得难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