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哲学与医学

根据普鲁士王国的规定，任何一个被哥尼斯堡大学录取的学生必须在三个高阶系科即医学系、法律系以及(在康德的青年时代无疑是最重要的)神学系中选择一个作为自己的专业志愿。学生的志愿通常会被记录在录取注册表中，但是康德和他的其他同学入学时的大学校长却没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现在没法确定康德的志愿选的是这三个学科中的哪一个。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康德最开始的学习计划，我们就需要凭借其他的消息来源，尤其是康德从没有书面地回应过这个问题。根据传记作家路德维希·恩斯特·布洛夫斯基(Ludwig Ernst Borowski)的记载，康德的志愿选的是神学(1)参见Heiner F. Klemme, “Immanuel Kant und seine Schule”, in: ders. (Hrsg.),DieSchuleImmanuelKants, Hamburg 1994, S. 35-37。。这或许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哥尼斯堡大学，尤其是这里的神学家舒尔茨(2)参见Klemme 1994, 1994, S. 21-27, 以及TheBloomsburyDictionaryofEighteenth-CenturyGermanPhilosophers, hrsg. von H. F. Klemme und Manfred Kuehn, London u.a., 2010, S. 700。(Franz Albert Schultz)是这一领域内的重要代表。舒尔茨曾在当时普鲁士最重要的大学哈勒大学接受教育，并且曾任弗雷德里希学院(康德曾在1733年到1740年就读于这所学校)的院长。舒尔茨认为，在理性和信仰(恩典)之间，或者说，在虔敬主义和沃尔夫的理性主义之间不存在对立。沃尔夫在他1721年著名的校长卸任演说《论中国人的实践哲学》(OratiodeSinarumphilosophiapractica/RedeüberdiepraktischePhilosophiederChinesen)(3)这篇讲演的现代双语(拉丁语、德语)译本由Michael Albrecht 于1985年在汉堡出版。中宣称，即使是非基督教的儒家也能够基于他们的理性认识道德法则。这对于虔敬主义而言是一个不可接受的观点。不过，我并不打算进一步讨论哥尼斯堡大学的神学系，因为布洛夫斯基的记载与康德的好友兼同学克里斯多夫·弗雷德里希·海尔斯贝格(Christoph Friedrich Heilsberg)(1804年)提供的信息互相矛盾。海尔斯贝格说他过去曾和康德一同参加过舒尔茨的一次讲座，舒尔茨曾问过康德他的志愿，康德的回答是“想要成为一名医生”(4)参见Klemme 1994, S. 35。关于康德关于当时的医学的讨论以及康德哲学对于医学的影响参见Urban Wiesing, “Immanuel Kant, seine Philosophie und die Medizin”, inKantimStreitderFakult?ten, hrsg. von Volker Gerhardt und Thomas Meyer, Berlin, Boston 2005, S. 84-116。。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康德于1740年在大学注册)，康德都不能认真地追求这一目标。无论如何，康德在获赞助的情况下，于1748年10月23日被东普鲁士尤德申[Judtschen,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韦谢洛夫卡(Wessjolowka)]的教区记事簿中登记为“哲学学生”(studiosus philosohiae)(5)参见Klemme 1994, S. 37。。

哲学？在18世纪还是一个十分冷门的学科，更不用说康德来自一个条件一般的家庭，他必须要考虑自己将来能够在经济上自立。哲学属于每一个学生都必须修习的基础系科，但是在哲学课程中人们不能学到任何能够直接用来糊口的营生，除非你想成为哲学教授。康德在他早期求学生涯中极有可能就是这么打算的，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康德从未遭受过自信心不足的困扰。康德在他1746年完成的第一份著作手稿中就毫不谦虚地表达了他将作为科学家和哲学家走上成功的道路，并且能够与他同时代的权威们——莱布尼茨与牛顿——相提并论。这部著作被推迟到了1749年才出版，它的标题是《关于生命力的真正测算的思考，以及对莱布尼茨先生和其他力学家在这一有争执问题上所使用的证明的评判……》。莱辛曾用一首讽刺诗嘲弄康德的这篇著作：康德揽下了一项重活/给这个世界讲课/他测算生命的力/却唯独不掂量自己的斤两。康德并没有被这首诗逗笑。不过我们并不需要进一步关心康德这篇作品的内容及其哲学与科学价值，我们现在感兴趣的部分只在于，康德在题词中写到将本作品献给约翰·克里斯多夫·博留斯。就像康德用大写字母表示的那样，博留斯是“医学博士，哥尼斯堡科学院及皇家人体医学院次席编内教授，我至堪敬慕的赞助人”。康德深深地感谢这位“赞助人”博留斯的“友善”，并且希望自己将来终有一天能够为他服务，康德还强调了他承担这一切义务的“约束力”。康德还曾写了至少三页的详尽献词，这是在1747年的4月22日——也就是康德23岁生日的那一天。

康德认为自己对博留斯负有义务。那么，博留斯是否为康德的学业提供了一些建议或是事实上的支持呢？很有可能，但是我们不能确定。毫无疑问的是，海尔斯贝格的证言与康德对博留斯的致谢证明了，康德在学生时期一度与医学及其学界的代表人物走得很近。事实上，康德想要成为哲学家的这一决定并不等同于否定了他在医学和神学上的兴趣。因为康德通过研究哲学而致力于一种能够涵盖所有其他科学的科学。从大学学科制度上来说，哲学或许只是基础系科，但是就事物本身的等级而言，哲学却是第一位的。名副其实的哲学家必须能够一方面基于理性的精神设计我们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也要能够关涉到各个学科的具体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