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王”孙思邈,隋唐医学的代表,不事权贵济
隋唐时期的医学有了很大发展,当时首都设立太医署,主管全国医学教育,培养医学人才。太医署划分医学和药学两部,设有专职的医疗、教学、行政、药工人员。
医学部设四科,即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在医科内部,又包括“体疗"(内科)、"疮疡"(外科)、“少小"(儿科)、 "耳目口齿"、"角法”(理疗)五个专业。
根据各专业的教学内容,决定修业年限,内科七年,外科五年,五官四年,理疗三年。
药学设有药园300亩,专门培养学生种药、采药、制剂和用药的知识和技能。
隋唐时期名医辈出,巢元方、孙思邈、张文仲等都是杰出的医学家。隋朝的巢元方主编了《诸病源候论》,这是我国第一部病源症候学的专著。这部书完成于大业六年(610),全书共50卷,把病源分为67门,列出各种症候1700余条。
这部书不仅论述各种疾病的病因和症状,而且包括疾病的诊断和预防。书里列出的主要疾病有中风、风湿痹、虚劳、伤寒、天花、霍乱、症疾、痢疾、水肿、黄疽、消渴、脚气、呕秽、痔疼、痀疽等。包括了内、外、 妇、儿、五官、神经等科,每科都作了详细而具体的说明。
例如在妇产科里,即分为妇女、杂病、妊娠病、将产病、难产病、产后病 五类。其具体内容包括月经不调、白带、子宫脱出、乳腺炎、妊娠恶露等。
早在1300年前,我国就掌握了这样完备的医学知识,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诸病源候论》突出成就之一,是对各科疾病病源的认识具有很高的水平。例如在"瘟病候”中,已经认识到某些传染病是由外界有害因素所引起的,这些因素不仅能“多相染易”,而且可以预防。
又如对“虚劳咳嗽候"的解释也合乎现代科学原理,作者说:“虚劳而咳嗽者,肺腑气衰,邪伤于肺故也。久不已,令人胸背微痛,或惊悸烦闷,或喘息口气或咳逆唾血,此皆脏腑咳也。”
《诸病源候论》的另一特点是对于各科疾病的症状都作了详细说明。例如,关于眼病作者列出38条;妇女病列出140条,大大丰富了我国的医学宝库。
唐朝还编了一部新药典,即《新修本草》,这是世界第一部官修药典。我国古代相传的药典是《神农本草》,只记载365种药,梁朝陶弘景增修以后,共700余种。
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太医苏敬等上书建议重修《本草》,唐政府征集20余人编写,用两年时间完成,定名为《新修本草》。全书56卷,记载药物850种,这本书的特点是以图为主,图文并茂。
在编写过程中,唐政府曾通令全国,令各地选送地道药材,以之作为实物标本,描绘其图形,并详细介绍其产地、形态、性味、功效和主治,以便正确地识别采集和加工使用。在我国药物学史上,药图篇幅超过本草文字者,它算是仅有的一部。
这本书的另一特点,是继承了《本草经集注》的成果,并加以补充,使本书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如其中记载用白锡、银箱、水银制造的采合金“银膏”补牙,显然是唐朝群众的发明创造。这种方法欧洲在19世纪才开始使用,比我国晚了1100多年。
杰出的医药学家孙思邈(581-682),是人民群众所拥护的名医。他是京兆华原人,隋文帝曾召他为国子博士,他不就;唐太宗初年到了长安,授给他谏议大夫的官职,但他仍然不愿做官。
他年纪虽然大了,仍经常深入下层,不辞辛苦,不计报酬,不怕肮脏,甚至对那些“疮痪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的患者,总是想方设法予以治疗。
在医疗方面,孙思邈精益求精。他不仅刻苦钻研医学典籍,直到“白首之年,未尝释卷",并认真总结临床经验,在反复实践中提高医学水平。他还经常学习民间的医疗经验。
孙思邈既博采诸家之长,又富于革新精神,这使他的理论和实践都突破了过去《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的旧框框,使我国医学“至唐而一变”。
经过数十年的辛勤劳动,他从病理、治疗、 药物、方剂等基础理论,以及内、外、儿、妇、针灸等科,进行全面总结,于永徽三年(652)写成了《备急千金要方》。全书共30卷,分为232门,方论5200首。全书包括"脏脉之论,针灸之法,脉证之辨,食治之宜;先妇女而次婴孩,先脚气而后中风”。 以及瘫疽水肿,七窍之病,五丹之毒,备急之方,养生之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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