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之眼·

空间和语言承载的文学理想

——读马平长篇小说《塞影记》

◎ 龚莹莹（作家）

小说《塞影记》以简单的故事和诗性的语言受到评论家称赞，作家蒋蓝就将作者马平定义为诗人小说家。语言的诗性曾被法国评论家莫里斯·布朗肖称为是“一种自沉默寂静中升起的若有若无的低语”，《塞影记》也在寂静而虚无中等待，“等穷追不舍的读者”将它唤醒，重生。本文将从空间和语言两个维度探索该作品反映的文学理想。

地域写作的超越与文学写作的暗道

《塞影记》的故事发生在中国四川的北部乡村，地域通常会决定书写的历史传统、风俗人情、生活习惯和审美取向。在李劼人、郭沫若、巴金、马识途等前辈的著作中，巴蜀地域的当代写作已经登峰造极。地域为文学写作提供着力点，同时也是困境，一味深耕难免掘井成蛙，灵感枯竭。小说中多有涉及，也提到“撞车”，“撞车最多的，还是写戏班那些戏，你抄我，我抄你。”故事的地理位置似乎将作品锁定，马平的灵感可能来自鸿祯塞的“暗道”，或者说来自充满虚无的黑暗和不断与黑暗斗争的徒劳，以及作者不被任何形式上的东西所征服获得的超越。

19世纪法国文学评论家莫里斯·布朗肖曾说，真正的写作是由外部控制的。外部是一种中立的体验，即主体的割舍。《塞影记》割舍了三层主体，或者说是三个主体的自我割舍成就了这部作品真正的写作。首先被割舍的主体是马平本人，大约是在写下“我”字开始，他就把自己割舍了。第二层被割舍的是一位作家，老祖宗雷高汉指定他撰写个人史。他是个东北人，打算来看油菜花却误入一幢玻璃房子。小说第三页提到《午夜之子》，书的主角萨里姆·西奈也是在临终前向其伴侣帕德玛讲述他的家族史。从这一层逻辑讲，作家是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所支配，被动进入了文学空间。在那里，异乡人的身份、立场和死亡的体验构成了写作的本源。从他提出“那么，汉子大爷，雷高汉，他是从哪一条路来到板桥湾的呢”这个问题，他也就把自己割舍了。作品的核心里，有一个孤儿雷高汉，他的一生被命运推攘前行，他的故事成为作家的作品，他自己也想用文字来铺一条小路，走到女儿面前去，但是“刚把大幕拉开，女儿就出来谢幕了。”因此，老祖宗雷高汉成为第三层割舍的主体。

经过这样层层割舍，写作主权层层让渡之后，《塞影记》就不再由作家构建，而成为它自身呈现出的文学景观。作家景三秋逗留在作品当中，在老祖宗的回忆里进进出出，跳跃撷取，他不仅拥有与武陵渔人相似的身份，还担任主要角色。他有来历，有立场，有情感的迷失，也有难以自揭的伤疤，通过与老祖宗相处获得了某种领悟和救赎。时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折叠，以至于雷高汉时间、景三秋时间以及《塞影记》时间总共三层外部在一个文学空间里重叠，各种文化思想共存于这部作品中相互印证，并产生融合。仿佛是作品走出了“暗道”，并呈现出类似于布朗肖提倡的“文学共同体”的作品景观。可贵的是，作品并没有因为走出暗道而信马由缰（没有走向魔幻现实主义），反而愈发内敛纪实，保持着质朴的文化气质。

中西文化的比较和语言故事的承载

再说故事表达的文化。小说形式上的似曾相识和通俗易懂的故事，难免使人与美国畅销书《了不起的盖茨比》相提并论。盖茨比的故事发生在1919到1920年的十年间，雷高汉的故事也刚刚开始。同样是穷小子、社会边缘人，一个经历了美国社会的虚情寡义，看透黄金时代的流失；另一位在百年中国的恩山义海中度过一生，传达精神文明的赓续。两部作品形似而神非，主题与内涵截然不同，精彩程度不相上下。雷高汉的故事中，不时出现川剧《翠香记》《摘红梅》等选段，以及管火、踩假水等俚语，由于运用适宜，作品充满了巴蜀文化的水土气质。“无为”的思想、对“义”的践行和对“水”的信仰，也充斥着雷高汉的一生，这些都是中国传统道家文化的基础。故事保有这些水土气质也就保有了中华文明的根系和源头，因此这本书是一部扎扎实实的当代中国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