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上海同济大学柯小刚教授在网上发布了一篇名为《一个读经少年的来信》的文章，来信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名叫惟生的19岁少年9年的“读经”经历和心路历程。这位少年10岁从体制内的学校退学，进入民间私塾学习传统文化，其间经历了对“读经教育”的狂热、受挫、困惑与反思。他历数“‘老实大量纯读经’的偏激排外、教条僵化、狂暴欺人”，并在信末指出，“大学与民间、古典与现代的隔阂”是造成“读经少年”目前困境的主要原因[1]。这篇文章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发酵，并引起广泛而持久的网络舆论。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又有许多学者、教授加入此次争论中，争鸣的中心从对“老实大量纯读经”的儿童经典教育方式的反思，发展到如何对待经典、对待传统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或学术或民间的意见不断冲击着人们的眼球或心灵。这不是国内舆论关于“读经”问题的第一次争鸣，但却是21世纪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读经”到底怎么了？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认真的梳理和反思。

一、“儿童读经”的争鸣历程

1994年，被视为当代“儿童读经运动”创始人的王财贵先生在中国台湾发起“儿童读经运动”，企望以中国古代经典“开启”儿童心灵，让他们在“润物细无声”中奠定“优美人格”的基础。王财贵的主张受到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的支持，他提倡在全球华人社会推广“儿童读经运动”，并将这一运动称为“中国文化断层重整工程”。在他的支持下，“儿童读经运动”于20世纪末开始被引入大陆。

与王财贵开始倡导“儿童读经”几乎同时，中国大陆开始出现传统文化复兴热潮，标志性事件就是1995 年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九老提案”：赵朴初、冰心、曹禺、夏衍、叶至善、启功、吴冷西、陈荒煤、张志公等九位大家，出于为年青一代“无起码的古典基础”的担忧，联名提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的提案，提议从幼年起打下阅读文史哲典籍的基础，建立古典学校或古典班。1998 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开展“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著名学者季羡林、杨振宁、张岱年、王元化、汤一介担任顾问，南怀瑾担任指导委员会名誉主任，这标志着在传统文化复兴的思潮下，“儿童读经运动”在国内正式得到认可。从此，“读经热”成为“国学热”的一个重要推手，而“国学热”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民间对“儿童读经”问题的重视。

这一时期可以看作中国大陆“儿童读经运动”的兴起阶段。此时我国社会和学界对“读经”基本上持赞同态度。1999年出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一篇关于“儿童读经”的学术论文[2]，2000年开始有学者专门对王财贵的“儿童读经运动”进行学术研究[3]，其间也有媒体和学者对“儿童读经”的实践提出一些质疑[注]如赵霞：《南京“儿童读经班”褒贬不一》，载《文汇报》2000年9月8日第11版；叶之青、王宁：《慎言儿童“读经”》，载《中国教育报》2001年8月16日第5版。上述文章从“读经运动”一开始就对它提出质疑。。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至2004年，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刘晓东先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从教育学相关理论层面对王财贵的“儿童读经教育”进行反思和批判[注]刘晓东教授此时的部分代表性论文有：《儿童教育中的南辕北辙——兼评幼儿读经现象》，载《学前教育研究》，2002年第3期，第25—27页；《“儿童读经运动”质疑——与南怀瑾先生商榷》，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63—70页；《“儿童读经运动”：违背科学的主张，复古倒退的教育——对王财贵先生答〈光明日报〉记者问的质疑》，载《学前教育研究》，2004年第5期，第19—21页。。

儿童读经问题引发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鸣从2004年开始。出于对王财贵“读经运动”理念的赞同和对国内“读经热”的推动意识，中华孔子学会组编、蒋庆选编《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丛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并被部分学校选定为选读教材。蒋庆所选编的只是儒家的经典，并且强调“儿童读经必须承认圣贤经典的先在权威性，圣贤有教化儿童乃至众人的先天权利与先在资格”的理念[4]。这套丛书的编纂在社会上引起热议。2004年7月时为耶鲁大学博士候选人的薛涌发表《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对蒋庆的“读经”理念提出严厉的批评[5]。秋风则用《现代化外衣下的蒙昧主义》对薛涌的观点进行反驳[6]。与此同时，学界分为赞同和拥护两个阵营，针对上述观点展开辩论。一些认同的学者撰文分析“儿童读经”与“蒙以养正”的个体启蒙和民族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7]，刘晓东等人则对上述观点进行批判[8]74-79。这场争鸣直到2010年才稍稍平息[注]2010年关于“儿童读经”的论文相比前几年迅速减少，并且缺少重磅的理论分析文章。笔者据此认为争鸣稍稍平复，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