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者认为：儒家在现代社会的一大困难，是它无力提供一条把从家庭之爱扩展到家庭之外的“陌生人”的、通往普遍价值的路径① 这种观点参见David B. Wong, Universalism versus Love with Distinctions: An Ancient Debate Revived.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1989 (16): 271—272；赵汀阳：《身与身外：儒家的一个未决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17页；RuipingFan, Consanguinism, Corruption, and Humane Love: Remembering Why Confucian Morality is Not Modern Western Morality,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2008(7)2:25. 。这种观点是否过于悲观，读者可以见仁见智② 最新的讨论，参见陈少明：《亲人，熟人与生人——社会变迁图景中的儒家伦理》，《开放时代》2016年第5期。 。本文以医学伦理为切入点，为我们思考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提供一种可能的参考：医生与患者是两种特定的社会角色，二者的关系与血缘无关，可以说是彼此家庭之外的“陌生人”；医学伦理旨在规范医生与患者在医疗活动中的行为与互动关系。如果以上认为儒家思想中没有“陌生人”的容身之处的观点可以成立，一个合理的推理或许是：一种普遍主义(universalistic)的医学伦理，便没有从儒家基础上形成的可能。事实确实如此吗？本文以早期中国至宋以前儒家对医学和医生的看法③关于宋及宋以后儒家对医学的态度转变，参见潘大为：《儒家医学伦理的建立：医者仁心与道德病人》，《中国哲学史》2017年第2期；陈元朋：《两宋的“尚医士人”与“儒医”——兼论其在金元的流变》，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7年；Angela Ki-che Leung, Medical Learning from the Song to the Ming, in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ed.Paul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pp. 374—398. 、以及佛教对这种看法的影响为对象，探讨儒家伦理在医疗场域的反映和延展的可能性。

一、作为“技术”的医学

医学和医生在前现代时期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整体而言相当低下。在中国传统知识分类中，医学属于“技”(或称“伎”“术”“技术”“伎术”“方技”等，以下称“技术”)的一种。这里的“技术”不是今天通常与自然科学对举或并论的技术，而是指在中国古代世界服务于各级统治者的特定技能。《礼记·王制》说：

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59页。

这类技能在礼制内的存在形式是封闭的，表现为几个特点：第一，内容的专门性；第二，从事者是专职；第三，职位世袭，即从事特定“技术”的职官的位置在特定家族内部世袭；第四，地位低下。尽管他们为权力阶层提供不可缺少的医疗服务，但医者被制度性地置于卑下位置。在这一时期，“医”——以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与“士”之间的等级鸿沟在特定情境下(例如“乡”)可能暂时消隐，甚至可能占据某种微弱的话语权*读者可以想到《庄子》著名的“庖丁”“轮扁”等匠人故事以及《左传》《国语》习见的医官、乐师政论。一个详细的讨论，参见金仕起：《中国古代的医学、医史与政治：以医史文本为中心的一个分析》，台北：政大出版社，2010年，第291—390页。 ，但绝不会被大夫或士人*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19页。 引为同类。

春秋时期封建解体，原本服务权力阶层的医官和其他“技术”专家失去制度依托，流入民间，但知识阶层对“技术”的固有印象并未被颠覆。相反，对“技术”的鄙薄，在早期中国思想中被学理化了，集中体现为一个区分：“道”“技”之分(或“道”“术”之分)。例如《庄子》著名的“庖丁解牛”故事，厨工庖丁试图通过引入这一区分，提升自己作为哲学谈话者的地位。《庄子·养生主》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19页。

非常有趣的是，先秦至汉代的中国思想家似乎整体上对“技术”持一种隐晦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对“技术”的关注思考有增强趋势；另一方面认为“技术”只能实现有限的实用功能，本身并不具备多少道义价值。特别地，关于医学这种生命攸关的“技术”，尽管治疗行为旨在达成正面效果，减轻或消除病痛，甚至挽救生命，但这些效果并不证成医者的个体德性或职业伦理。相反，医者重利，可能是这一时期的流行看法。《韩非子·备内》说：